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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地震，无人知道李冬。
这位36岁的西藏聂拉木县委副书记，只是山东众多援藏干部中的普通一员，从没想过自己会经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灾难，并当上“孤岛”前线最高指挥官。
困守樟木的5个昼夜中，他的一言一行，事关余人生死存亡。
那些阴差阳错，那些惊心动魄，那些艰难抉择，那些果敢担当，成为尼泊尔8.1级强震中一段传奇。
闯入风暴眼，他像一座巍然屹立的高山,面对惊恐的灾民,他大声地反复告诉着他们:“我是县委副书记,大家不要慌!”
为把灾民带出险区，他像父母、像长兄,去探险,去寻安全之地,并关切地嘱咐灾民:“我去给大家找一个安全地带,大家等着我。”
五昼夜的连轴奋战,他忘记自我,不知饥困,带领灾民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闯过一个又一个的险关。
今天，一起听听李冬的故事，这位山东汉子的孤岛传奇，与青年朋友和团干部共勉。
两年多前，接到援藏报名通知后，我听到更多是环境如何凶险、生活如何艰苦、身体如何不适等等。亲人朋友的反对就不用说了。我也曾陷入深深的思考,找到了自己决心援藏的思想坐标——“奉献边疆雪域，富足人生阅历，历练意志本领，提升人生境界”。就这样，我义无反顾奔向多公里之外、海拔米的西藏日喀则市聂拉木县。
像很多第一次援藏的同志们一样，初上高原时，我充满好奇，也不乏忐忑与惶恐。而今天，聂拉木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和心灵家园。在那片雪域高原上生活的每一天、特别是在“4·25大地震”中经历的一切，给了我的身体与意志最严峻的考验，也赋予我的思想与生命最庄严的升华。忘不了，在山崩地裂之时，党员干部树起了不倒的旗帜，那旗帜上大写着共产党员的使命和担当。
距离聂拉木县城30多公里的樟木镇，东、南、西三面与尼泊尔接壤，是一个喜马拉雅深谷中的边陲小镇，也是西藏最大的边境通商口岸。
去年4月25日，我带着几名同志到樟木实地规划援藏项目——中尼边境异国风情度假村。午后时分，脚下突然传来阵阵轰鸣，大地剧烈震颤——不好，地震了！
短短数十秒，原本美丽的樟木镇已是瓦砾遍地、满目疮痍，哭喊声响成一片，惊慌的人群乱作一团。
当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都不在镇上，我不能犹豫，不能退缩，更不能输掉与死神争分夺秒的赛跑。
从未经历过地震的我迅速爬上一辆消防车，拿起扩音器喊话：“我是县委副书记李冬，大家不要慌，不要怕，听我指挥。”话还没说完，一名跑来报告的民警打断了我。他说，前方1.5公里处有人压在了房子底下。生死之间刻不容缓，我下达了第一条命令：组织９名消防队员火速赶往，抢救生命！
余震不断。山城樟木只有一条沿着山势蜿蜒的狭窄街道，一旦大面积塌方，后果不堪设想。看着向我聚集过来的群众，我只有一个念头：必须尽快把大家转移到相对平缓的开阔地带！随即，我跳下消防车，带着我的援藏同事、聂拉木住建局副局长张世鹏和一名当地民警，在人群中边走边喊“大家一定要在这里等我，我们去给大家找安全的地方。”回过头，我看到很多群众流着泪使劲鼓掌，也看到了他们期盼、求生、信任的眼神。我强忍着眼泪才没有掉下来。
说实话，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在这狭长的山谷内有没有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大地摇晃和砖瓦飞溅中一路奔跑，一边跑一边寻找能容纳几千人的“诺亚方舟”。
这就是我的地震故事的开头。尼泊尔大地震，樟木是中国境内灾情最重的地区之一，15人死亡，部分房屋倒塌，95％的房屋倾斜、开裂。震后近80个小时中，樟木断路、断水、断电、断通讯，我自己则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抛入暴风眼，成了“孤岛”救灾一线的指挥官。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挺身而出，几乎就是一种本能。危难时刻，人民群众相信谁、依靠谁？樟木镇有多名生命面临威胁的各族群众，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而我和那里的党员干部就是他们的主心骨、定心丸。除了勇担起指挥职责，我别无选择。
和我一起为群众寻找安身之地的张世鹏，双亲先后患上肠癌，地震前几个小时又得知母亲被确诊为粒性细胞慢性白血病。为生活的不幸而悲伤，还是为群众的安危而奔忙？灾难袭来时，他未加思索，毫不犹豫。
山崩地裂的同一时刻，我的援藏领导、同事们在不同地点肩负起了同样的担当。
在山路上，山东援藏领队、省政府副秘书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赵志远率先抵达县城，不顾余震和滚石几下樟木，路不通便就地加入打通交通生命线的队伍。
在县城，仅仅几分钟内，史小健、梁靖坤两名80后年轻同志组织近名学生、近百名老师安全转移到学校操场上，无一人伤亡。
在北京，烟台援藏干部领队孙玉荣中断项目洽谈，迅即返程投入救援。
在拉萨，在日喀则，常委、副县长李桂勋和县发改委副主任刘道峰也紧急组织救灾物资往县里赶路……
坚守在最危险的角落，奔赴到最需要的地方，这一幕多么熟悉。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无论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阶段，无数优秀青年党员干部平常时期看得出来、关键时刻冲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责任，也使党的崇高形象矗立于人民群众心中。他们所高擎的使命旗帜，折射出了一个时代最闪亮的光芒。
我想，假如人生重来，当灾难从天而降，我仍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为自己的选择而欣慰，为我们全体烟台援藏干部的选择而骄傲！忘不了，在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刻，党员干部成为各族群众的支柱，鼓舞大家不放弃生的希望。
很多朋友曾经问我，地震期间最艰难的事是什么？我说，最大的难在于，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决策，都关乎群众的生死。
地震半个小时后，在樟木几十名干部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初步选定了八处相对安全的地方，及时转移安置了全镇包括商户、游客和尼泊尔籍人员在内的余人。
人安置下来，更大的问题来了。这么多人要吃要住，还有伤员要救治，帐篷、被褥怎么解决？食品、药品从哪里来？
看着惊恐万分、几近绝望的群众。我立即组织物资搜集突击小分队，冒着房屋随时倒塌的危险，抢出部分物资。不到两个小时，八个临时安置点就搭建起了80多顶帐篷，并在一个安置点设立了临时救护中心，群众终于能吃上晚饭，喝上热水，有地方睡觉了……此时已经是晚上八点，我紧绷的心才稍稍放松了些。
但各安置点负责人随即来汇报：饮用水不够，粮食不够，煤气站只剩４罐煤气；更紧迫的是，镇卫生院接诊七十多人，收治了15名伤员，其中3人危重，镇上不具备手术条件，而药品只够用3天了。
对外道路一次次抢修，又一次次被坍塌的泥石流掩埋。前来接伤员、送物资的直升机被峡谷内险峻的地形、复杂的气流挡在了山外。救援何时到达，想也不敢想。几个安置点上方不断出现裂缝和滚石，我们面前只剩下一条路：边转移边自救。
不得已之下，我决定转移危险较大几个安置点，分散几个人数较多安置点，并把有限的抗生素集中留给重病号，防止感染，同时，食物、水、蜡烛、发电机等物资也集中使用，定时定量，有序发放；
发现哄抬物价的苗头后，我下令：危难时刻大家要同舟共济，食品、水等生活用品不许高价卖，谁违反禁令，以扰乱公共秩序论处；
由于断电无法冷藏，为防止遗体腐化引发疫情，必须尽快火化掩埋，我耐心地做遇难者家属的工作……
生活上再难的坎，总能迈过去。然而，在比想象中更为凶猛的自然灾害面前，人类显得那么渺小。
震后第二天中午，立新村出现动物异常的地震征兆，尼泊尔方面也传来可能再次发生大震的预测消息。这时，前方临时指挥部内出现意见分歧。有人说，地震预测是谣言，鸡飞狗跳是迷信。有人说，如果公布这个消息，容易造成更大恐慌。
生命至上，宁信其有，我再次做出果断决定。来不及召集会议，就利用分散在各个安置点的几十部对讲机，宣布下午1点到5点全镇进入紧急状态，组织公安干警巡逻清查，屋里不许有一个人，街上不许有一个人。
下午3点10分左右，强达7.1级的余震爆发，四周群山爆炸式滑坡，尘烟遮天蔽日。
后来有人问我，害怕过吗？说实话，怕过。就在这次山摇地动的强烈余震中，我一瞬间绝望了，有种逃不过这一劫的感觉。至今一个情景历历在目：一位同事流着泪说，能有颗子弹就好了——总比等待死亡，被石头砸死来得痛快。我则想起了我的父亲。年11月，父亲告别人世时，我因为西藏回烟台路途遥远而没能送他最后一程。这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我再没了，家中母亲怎么办？！我用尽意志力克制悲痛、惊恐的情绪，带领几千群众逃命的责任让自己镇定，因为我深知我的一滴眼泪将带来怎样的后果……
在漫长的恐惧与煎熬中，大地渐渐平静。我让几十部对讲机挨个汇报伤亡情况。汇报用了两三分钟，我却感觉象过了好几个小时，拿对讲机的手颤抖不止。确定无人伤亡后，高度紧张的我几近虚脱，扶着撑帐篷才勉强站住。
谁也不知道下一次余震何时到来，谁也不知道这次大地震何时能够彻底平息。指挥部不少同志的心理防线已经濒临崩溃边缘，但我们仍然强作镇静，继续带领大家进行紧急救援、转移安置、物资供给、卫生防疫各项工作。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在余震不断、四周塌方的情况下，我和同事们迅速反应、科学决策，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安全。几十起余震中，樟木没有新增一例伤亡。中央、自治区有关领导评价说，这是高原抗震救灾的奇迹。
整整5天5夜，我几乎没有合眼，几次昏厥。我的援藏同事们也在生命的禁区创造着奇迹：在简陋的帐篷里，医生黄逢雨打着手电完成了第一台高原缝合手术；李桂勋同志吃住在救灾仓库，眼里布满血丝，嗓子发不出声音；刘道峰同志一边吃药一边坚持救灾物资押运和发放，每天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人民利益高于天。从地震发生到灾后重建的那些日子里，全体援藏干部抢时间、抢工作，每天睡眠经常不足3小时，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却没有一人叫苦叫累。这种忘我奉献、不知疲倦的力量来自哪里？
震后第一个深夜，整个樟木山谷充满余震的惊悚和死亡的恐惧。查看群众安置帐篷时，我听到一个尼泊尔人正对一位哭泣的藏族群众说：“你们哭什么？！你们的国家那么强大，就算什么都没有了，也有人救！也有人管！”
这番朴实的对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为官一方，党员领导干部心系谁、为了谁？人民的信任就是我们至高的荣誉，为了这份信任，为了这份托付，我暗下决心，哪怕赴汤蹈火，也要把群众平安带出去！忘不了，在生死考验面前，勇者挺起无畏的脊梁，谱就了一曲山东援藏干部的英雄赞歌。
我在抗震救灾中的事迹被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广泛报道，得到了俞正声主席、自治区陈全国书记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而我深知，我的故事仅仅是我们山东第七批援藏干部的缩影，这些赞誉并不是给予我个人，而是属于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的全体党员干部和各条战线上勇挑重担的援藏干部群体。
樟木陷入“孤岛”状态期间，山东省委省政府、烟台市委市政府心系灾区，山东社会各界无私援助。身在灾区的我们感谢省委省政府，感谢大后方，感谢全省人民——你们，是我们战胜困难的力量之源。
卫星勘测表明，受尼泊尔强震和多次余震的强烈冲击，樟木地质板块已发生整体移动和下陷。4月29日，尼泊尔8.1级强震后第４天，陈全国书记再次打来电话。他问我：你对撤离有何看法？我说：余震不断，山体松动，大的次生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应该撤离。他表示高度认同，接着问：何时能撤完？我回答说：明天傍晚。陈书记斩钉截铁地下令：今天晚上就撤，一人不留！
放下电话，我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我知道，自己再一次别无选择。抄起对讲机，我又一次下达命令：“各安置点所有负责人注意，立即到指挥部开会！立即！”就这样，我们奔跑于山林中，穿梭在帐篷之间，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转移群众。因重大自然灾害威胁而撤空一座城镇，在西藏是第一次，在世界地震史上也不多见。在暴雨和余震中，这一幕如同现实版的“生死大逃亡”，充满恐慌、悲痛和凄凉。
群众能够撤离，是因为武警交通部队终于全线打通了阻塞几天的道路，樟木不再是“孤岛”了。讲到这里，我多说一点：根据当时的道路情况，据专家预测通车至少需要十二天。然而，党政军通力合作、昼夜奋战，只用八十多个小时就打通。当地藏族群众含着热泪说：党的领导有力量，搬走了横在樟木与县城之间的一座山！
山东援藏领队赵志远同志第一时间抵达樟木。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我们相见之时却一时没了语言，只有满脸的眼泪。那是亲人重逢的眼泪，那是包含着千言万语的眼泪。
赵书记与我们一起组织撤离，把自己的车让给转移途中车辆发生故障的学生，徒步十几公里赶回县城大雪覆盖的帐篷，借着烛光带领我们研究救灾。
撤离前，还有这样一段插曲。随突击队进入樟木的烟台援藏领队孙玉荣要求我立即随大队伍走，他替我完成余下的组织工作。
他声嘶力竭地下命令要求我上车，而我不顾一切地拉他上返程的车，但谁都没成功。疲惫的他和疲惫的我，在争执中几乎用尽了最后的力气。他说：你如果永远留在这里，我回去怎么向你的亲人交待，怎么向省委、市委领导交待？我说：我熟悉情况，活的概率高！就这样，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一起生死相依留在樟木，共同组织群众撤离，直到4月30凌晨送走最后一批撤离群众，才一起踏上返回县城的路。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身处援藏干部这个英雄的群体，我对这首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实际上，这次地震并不是我们在西藏面对的第一次灾难。烟台第七批援藏工作开展的两年半间，我们还连续遭遇年秋尼泊尔特大泥石流、年初二十年不遇的雪灾等多起自然灾害。去年这个时候，我正在暴雪中赶赴灾区。三四米高的积雪像坚硬的墙壁耸立在前行路上，一旦坍塌，将把我们永远地掩埋在没有人烟的荒原里。然而，当时我们根本不会去想这些。在西藏工作的日子里，几乎每一个人都体验过身体的不适应、行车路上的危险、抢险救灾的艰苦、远离故乡的寂寞和痛失亲人的悲伤。
植物可以逐水而生，动物可以选择在阳光和氧气充足的地方栖息。然而，即使在最荒芜的天边，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不可离弃的神圣疆域；即使在最偏远的山村，老百姓的冷暖永远是共产党人最重的挂牵。在这里，“胸怀大局、着眼实际、接续发展、崇尚奉献”的山东援藏精神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决不是抽象的表述，而是体现在每一天的工作、生活甚至呼吸之间。
人生在世，选择什么、追求什么？经历这一切之后，我的内心少了浮躁与喧嚣、脆弱与功利，多了包容与理解、平和与坚韧。忘不了，在雪域高原战斗、工作的日子，援藏干部就像种子，深深扎根在了西藏的土地里。
每次回忆起抗震救灾，我总会为一些人和事感动不已。
我想向大家介绍聂拉木县政府的一位藏族司机，他叫普布。地震那天，他随我在樟木出差。困守“孤岛”的日日夜夜，和我一起四处奔波、勘察地形、检查安置、发放物资。后来我得知，他的妻子孩子竟然就在樟木某个安置点里，而他根本没能照顾上妻儿，生死时刻却与我寸步不离。他说，我放心不下你嘛。
这，就是一位普通藏族群众对他的汉族同事表达爱护的方式。这么沉甸甸的爱护，我不能辜负啊。
还有一位55岁的夏尔巴人大叔，叫西热坚参。他是伤亡最严重的雪步岗村的书记。一块巨石砸中了他的家，大叔的老伴、两个孙女和亲如家人的保姆遇难，二女儿也受了重伤。
救援队伍到达之时，大叔正四肢着地，背着女儿艰难地爬向安全地带，女儿说：“山石还在滚落，爸啦，扔下我吧，我已经是无用的人，您逃命吧我们家能活一个是一个”。亲人没了，房子没了，幸福的生活也被地震毁了，但大叔共产党人的责任没有被毁。
震后第一天，大叔带领三四百名乡亲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地带。5天后实施全员撤离，很多村民说，死也要死在家乡！又是西热坚参大叔站了出来，忍着悲痛帮我们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他说：“只要人还在，上哪里都能安个家。别像我，已经失去了亲人和家庭。也请大家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把大家的生活安排好！”
按照夏尔巴人的风俗，大叔请人在倒塌的屋顶浇上汽油，火化了家人。随最后一批群众离开樟木时，他转过身来，对着家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就是一位一夜之间痛失4位亲人的老乡对我们抗震救灾最无私的支持。我肃然起敬。
援藏，究竟怎么“援”？有人说，来了即使躺着，也是一种奉献。还有人说，援藏就是“到此一援”。
不，这些都不对。中央、国务院作出对口援藏重大战略决策22年，山东援藏22年。一批批山东援藏干部用主动融入、积极作为的实际行动证明：“苦熬不如苦干”，援藏干部与当地干部群众是互相学习、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扶持的一家人，援藏工作是共同为西藏发展殚精竭虑的奋斗历程，短暂而珍贵。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是种子，就要把根须向着土壤深处延展，每一寸都被泥土紧紧包裹。是种子，才能从土壤、阳光与水分中汲取营养，绽放出绚烂的花朵。
两年多来，我们第七批烟台援藏干部扎根雪域高原，深入农牧区走访调研，协调解决群众反映问题，个人出资帮扶贫困户、贫困党员和贫困学生，与聂拉木农牧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烟台市先后派出4位市级领导17个团组进藏对接援建工作和项目，特别是今年省政府郭树清省长一行为日喀则雪中送炭，省委高晓兵部长和烟台市张永霞市长在高反严重的情况下当天往返聂拉木灾区一线，令人动容。
按照“产业援藏”的思路，我们根据县里的实际需求规划实施了19个工程类项目，为当地留下了可持续造福一方的产业和工程。
聚焦“民生援藏”的重点，我们整合援藏资金和内地资源，规划实施了涵盖5个方面、24个民生项目的“高原梦·山海情”援藏惠民公益行动。行动得到全国援藏领导小组的充分肯定，也得到山东省援藏中心组和烟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目前，24项工作全部启动实施，完成投入资金万元。
目前，聂拉木县灾后重建的进展顺利。在党中 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和西藏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全县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户1.8万余人、小学师生人、干部职工人，确保了所有受灾群众安全过冬。
县委县政府完成了县城灾后重建拟选址、地质灾害评估审查，开展了县城重建规划地形图测绘、地址勘察、民房规划设计等工作；以天然饮用水、神猴藏药、琐作农牧业综合开发三大地域优势产业为支撑，进行整村推进和特色小城镇的灾后恢复重建。烟台市委、市政府给钱给物给支持，邀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主导县城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援藏19个项目已完成，乃龙乡成为灾后恢复重建的样板，“高原梦·山海情”成为“鲁藏情、一家亲”的品牌。
历经劫难的聂拉木，明天会更好。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群众战胜艰难险阻的伟大胜利，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生动体现，这是山东省委省政府、烟台市委市政府坚决执行国家援藏战略的光辉成就，这是家乡的父老乡亲倾力支持援藏干部的真情果实。
朝夕相处，患难与共；拳拳之情，高山大海。相隔千山万水的山东与西藏，在多年的援藏实践中共同写就了团结和谐促发展、藏汉共筑中国梦的华彩篇章。作为这段恢弘历史中的一个小小音符，我备感自豪。
进藏为什么？在藏干什么？离藏留什么？对于每位年轻的援藏干部曾经面对的这道考题，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答案。
地震后，我去了趟阿里的革命烈士陵园。站在我的援藏前辈孔繁森书记朴素的墓碑前，我想起了他生前最喜爱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山东共青团新媒体中心原创，转载需注明来源 赞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