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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美堂 一、苦难身世过番少年 司徒美堂原名羡意，字基赞，广东开平县人。年4月3日，他出生在一个破产的农民家庭。在他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就在贫病交加之中离开了人世。家境的贫寒，幼年的丧父，使童年时代的司徒美堂，就饱尝了生活的艰难与凄苦。 在母亲含辛茹苦的养育下，司徒美堂慢慢地长大了。为了能使他像别的孩子一样，进私塾读书，母亲起早摸黑，昼夜操劳。正是在母亲的一手操持下，司徒美堂在乡里的私塾里读了四年。尽管当时在私塾里学的都是些“子曰”、“诗云”一类的老课本，幼年的司徒美堂对此不甚了了，但他一生的文化基础，却正奠定于这一时期。 10岁那年，他不得不搁下心爱的课本，去新会县县城的一家小作坊当学徒。由于年少体弱，他时常受到县城内一些恶少的欺凌。为了自卫强身，洗刷凌辱，他毅然拜师习武，苦练武功。日久天长的勤学苦练，终于使他练就了一身的好拳脚。 在新会县城的这家小作坊里，司徒美堂跟师傅学做木工活计。作为一名学徒，他不仅要伺候师傅，而且还要照顾师傅一家老小的生活。他的这位师傅为人刻薄，徒弟稍有不慎，就要遭到责骂，甚至体罚。短短几年的学徒生活，在司徒美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许多创伤。他后来曾回忆说：“我的师傅非常严厉，生活变成了一种痛苦。终于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痛苦了。”可是，对于一个家境贫寒的少年来讲，要免遭生活之苦，其出路又在哪里呢？他苦苦地寻觅着，等待着……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位去美国做工的华人回到了家乡。据这位乡邻介绍，美国是个好地方，当地华工都叫它“金山”。听到这里，年少的司徒美堂也不免怦然心动，于是暗下决心，准备去那里闯闯。 年3月，年仅12岁的司徒美堂，从母亲手中接过告贷来的50块龙洋，从家乡步行至香港，然后再由香港搭乘大火轮“加力”号，只身远渡重洋，去美国“碰碰运气”，争取干一番事业。这一去，他在美国竟前后生活了近70年。 二、寄人篱下备尝艰辛 19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继第一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年至年，法国又挑起了“中法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在这同时，北方的沙皇俄国也蠢蠢欲动，企图侵占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地区；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随着国力的日益强大，也久存侵略中国之心。伴随着东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宰割和掠夺，中国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广东和福建等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为了生计，纷纷下南洋，闯美洲。一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发展其资本主义工商业，还鼓励华工进入当地。但是，随着其开发的渐次完成，便纷纷掀起“排华”逆流。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排华法案，一股排华浪潮正在形成。年幼的司徒美堂，恰在其时抵达美国。 在后来的一份回忆录中，他曾不无感慨地回忆道：“我是在旧金山上岸的。我们手拿布袋，穿着中国土布便服，拖着一条辫子，形容枯槁。脚刚踏上码头，就被美国流氓用马粪和地上脏东西抛了一身。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第一个见面礼。这种侮辱行为决非偶然，美国政府用钱雇些流氓打手，专任此种无耻勾当。”上岸时所受到的这种“见面礼”，使司徒美堂终生难忘。如果说这次见面礼只是使司徒美堂懂得了美国社会并非什么“人间天堂”，那么随后的几件事，则更是叫他明白了寄人篱下的苦楚与艰辛。 第一件事就发生在他刚到美国不久。当时，他在旧金山市中央大道的一家名为“会仙楼”的“杂碎”店当厨工。每天工作16个小时，月薪只有12元。在那个排华的年代里，华侨经常遭受到当地暴徒们的袭扰。他们不仅骂华侨是“黄猪”，而且还时常到中国餐馆去吃“霸王饭”。所谓“霸王饭”，就是白吃白喝，稍不顺心，还要砸店打人。他所在的那家“会仙楼”，就成为当地这帮恶棍时常光顾的场所。由于他为人侠义，好打抱不平，而且早年当学徒时还学过武艺，身手不凡，故而，每当有恶棍光顾时，他总是三拳两脚，将其打倒，然后扔到大街上。尽管他刚到美国，对这里的一切还十分陌生，但是，他知道，遍天下的坏人，都是欺软怕硬，因此，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以牙还牙。后来，在另一次与暴徒的搏斗中，他盛怒之下，将对方打成重伤而致死。为此，他几乎被判绞刑。后来，在华侨及洪门人士的大力营救下，他在吃了10个月的官司后获得了自由。 第二件事也发生在他刚到美国不久。当时，在波士顿的一个地方，当局借口要查一个“私自入境”的华侨，竟把全波士顿的二三千华侨全部拘押审讯。结果，当地华侨所开的店、所住的房子因无人看管，致使财物被当地的流氓恶棍全部抢光。在忍无可忍的条件下，华侨在许多地方发生了抗暴行动，结果死伤很大。据统计，年9月仅怀俄明州岩泉城一地，就有19位华侨被杀，伤残达数十人之众，城内的多名华侨被逐，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全美的华侨连星期日都不敢出门，一旦出门就有被捉、甚至失踪的危险。 第三件事发生在年。当时，旧金山地方当局借口华侨住得太拥挤，太不卫生，规定每人住房最少要有8尺。政府下令之后，警察和流氓便四处出动，晚上到华侨居住的地方来拉人，拉走之后，再强行关押起来。这便是所谓的“拉房”事件。旧金山地方当局之所以要这样做，当然不是真的要关心华侨的居住条件和卫生状况，而是别有所图。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广大华侨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旧金山的许多暴发户修建了大量的新房，由于租不出去，看到华侨软弱可欺，便采取这种手法，企图强行拉广大华侨入住。 一个又一个针对广大无辜华侨的暴力事件的发生，使年轻的司徒美堂终于懂得，在反对清朝廷软弱无能的外交政策之下，广大华侨要想在侨居国取得重大发展，改变这种寄人篱下、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只有团结自助。正如他后来在回忆中所说的那样：“既然旧中国这些外交官见美国当局只会磕头，又看不起中国人，华侨在美国的‘外交’方法，只有自己组织社团，团结自卫……也就是说，华侨本身自办外交。”后来，他之所以要参加洪门致公堂组织，并创建安良堂，也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三、团结侨属自强自励 19世纪下半叶，随着华侨人数的日益增多，在美国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华侨社团组织。最初，由于他们屡受当地流氓、警察和移民局官员的欺凌，为生存自卫，故而成立了许多“堂口”、行会等组织。这些小规模的社团组织，对保护华侨的利益，排除地方恶棍对广大华侨的袭扰，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美国社会排华浪潮的汹涌而来，这些组织则无法在团结侨属、协调华侨与居住国的关系等问题上，发挥极积的作用。一方面，这些堂口本身就是宗派性和保守性的组织，往往各自为政，划地为牢，彼此门户森严。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些地方当局，看到华侨中的这些社团组织，不利于他们的统治，于是便在各堂口之间，挑拨离间，收买内奸，制造疑忌，然后各个分化，把堂口稳稳地控制在警察或法官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起初立堂结社的义侠主张，逐渐为纷乱迷惘的宗派斗争所冲淡、甚至掩盖。要想维护华侨的利益，加强侨属间的团结，就必须重建华侨社团组织。 为了改变美国华侨组织中的这种落后、被动局面，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侨属，司徒美堂决定利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将有关社团组织予以整顿、改革。几年来在美国的经历，使他增长了阅历，更由于他平时为人肝胆侠义，为保护广大华侨利益，经常奋不顾身，从而使他在美国的华侨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那次因重伤美国流氓而闹出人命案之后，他在美国华侨社会中，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尽管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后，他失去了工作，但也正因此而接触到了美国社会上上下下的各色人物。在恢复自由之后，他前后给人家当过男保姆，当过管家，为人家照看过孩子。年春，他还到美国军舰“保鲁磨”号上当厨工，随舰游弋了南北美洲和欧洲各地，然后又从法国的巴黎返回美国的纽约。在这之后，他又到波士顿当过小贩，用小车推着肉类和蔬菜，沿街叫卖。这种走南闯北的生活阅历，颠沛流离的切身体会，使这位仅受过4年私塾教育的中国农村青年，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从而为他日后成为著名的华侨领袖打下了基础。 正是本着整顿、改革有关华侨社团组织的愿望，这一时期，他加入了美国华侨社会中历史最为悠久、规模也最大的一个社团组织——洪门致公堂。 洪门本是中国民间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其宗旨是反清复明。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劳工大量进入美国，这一民间组织也发展到了美国。司徒美堂在加入该组织之后，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整顿、改革工作。他首先利用自己的出色组织能力，协调各堂口之间的关系，避免以前连续不断的堂斗。由于他的出色工作，很快博得了广大华侨的一致称赞，并不久被委以重任，担任了洪门致公堂的总监理。从此，他便与美洲华侨社会中的洪门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 年冬，由于考虑到致公堂内情况复杂，指挥失灵，作用不大，因此，他决定在该堂内另立组织。在当地名侨阮本万、李圣策等人协助和支持下，司徒美堂创立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由于他在美国华侨界有广泛影响，很快使得安良堂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洪门兄弟。他们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宗旨，由小到大，团结了在美的各界侨属。不久，除波士顿和纽约两堂之外，他们还在华盛顿、芝加哥、费城、底特律、匹兹堡、榄勿顿、圣路易斯、巴尔的摩、克利夫兰、明尼阿波利斯、哥伦比亚、奥马哈、新奥尔良、斯克内克塔迪、布法罗、亚特兰大、哈特福德、诺福克、圣安东尼奥、格林维尔、纽黑文、布里奇波特、纽特、奥尔巴尼、托利等30多个城市成立了公堂或支堂，入堂人数也随之剧增，最多时达2万之众。在这个规模巨大、分（支）堂林立的社团组织中，司徒美堂被推为“大佬”。在安良堂内，他排行第五，因此洪门人士都尊称他为“五叔”。至此，他已从一个刚刚来美时的厨工，一跃而成为著名的侨领。 在领导洪门致公堂和安良堂的过程中，司徒美堂感到，随着华侨队伍的日益扩大，华侨界的社团组织就不应该停留在原来联络乡情乡谊这一狭窄的范围内，而应该扩展到各个层面，特别是以社团力量，兴办华文学校，开展华文教育，更是刻不容缓之事。因为，一方面，许多老一辈华侨，是从祖国放下锄头和扁担而来到异国他乡谋生的，大多数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写一封家书，要跑出去老远找人帮忙，由祖国寄来的家书，也看不太懂，再者，由于文化水平的局限，他们就业困难，大多数都是出卖苦力，寄人篱下；另一方面，对于生长在侨居国的华侨后代，要想使他们不为当地的文化所同化，始终保持着对祖国的爱恋之情，就必须使他们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正因为如此，在他担任洪门致公堂和安良堂的领导职务之后，便不遗余力地发动和组织当地华侨，创立华文学校。在他的倡导和组织下，波士顿的“广华华文学校”、纽约唐人街的“中华公堂”等学校，相继成立。这些学校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简单到完备，为大量的华侨子弟提供教育，有的学校甚至一次招生就达数百人。许多华侨子弟，白天做工，晚上进入学校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文化。通过这种教育，很多华侨后生一方面有了一定的文化程度，另一方面也对祖国的文化遗产和悠久的历史有所了解。在那个世界动荡、交通不便的时代，很多华侨子弟虽然生在国外、长在国外，却一直保持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情操，对祖国始终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结和赤子之心，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的开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四、反对清廷支持革命 司徒美堂童年时代只读过几年私塾，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是他天性好学，尤其爱读中国传统的说部之书。特别是明清鼎革时期有关人物的事迹和传说，他基本上都耳熟能详。侨居美国之后，他又阅读了记载明清鼎革之际有关史事的读物，诸如《扬州十日》和《嘉定屠城》等书。书中记载的清军南下时所犯下的种种暴行，使他义愤填膺；而史可法、郑成功等爱国名将在民族危亡、国将不国之时的凛然正气和英雄气概，又使他感到振奋和鼓舞。尽管此时的司徒美堂整天还在为衣食住行而东奔西走，但是，振兴祖国的理想，却也在他那颗还很稚幼的心田里悄然萌发。 加入洪门致公堂之后，振兴祖国的思想，在司徒美堂的心里更加明朗化和具体化。正因为如此，他在致公堂内所创设的“安良堂”，长期秉承着反清腐败的爱国主旨。据他的秘书司徒丙鹤先生后来回忆，在当时美国纽约的安良堂总堂内，长期以来一直供奉着民间反清始祖洪英，“五祖”蔡德英、方六成、马超英、胡帝德、李式开，“武宗”郑成功和“文宗”史可法，以及“军师”陈近南等人的神位。在明清鼎革的过程中，这些人都是反抗清军南下的重要人物。据说，当时安良堂入会问答的第一句就是“拜会何事”？一个人如果真的想加入该堂，则其答辞一定是“反清复明”。在司徒美堂的积极组织和倡导下，以安良堂组织为中心，聚集了美国华侨中的一大批反清爱国之士。在后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帝制的革命过程中，他们都成了坚定的参加者或热情的支持者。 应该说，早期的安良堂所奉行的“反清复明”思想，还只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促成这一思想与反清革命相结合，则以孙中山先生年赴美的革命活动为契机。这一年，孙中山先生以“洪门大哥”的身分，去美国进行革命活动，洪门致公堂以盛大的场面，欢迎他的到来。当地著名华侨黄三德和唐琼昌等人，更是积极奔走，多方协助。当时，司徒美堂还是在波士顿街头沿街叫卖的小贩。但由于他为人侠义，有勇有谋，因此，在与孙中山初次相会之后，两人便一见如故，遂成莫逆之交。不久，他便担任孙中山的保卫员兼厨师之职，终日追随孙中山左右。后来，孙中山还在他的家里住了5个月之久。在这5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起自己动手做饭，畅谈国家大事。孙先生向他讲述了反清革命的主张，并号召洪门兄弟在“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目标下团结广大爱国华侨。在与孙中山先生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里，司徒美堂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有机会随时聆听孙先生的教诲，他的思想进步很快，初步认识到了要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道理，并表示要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而孙中山先生知识渊博、虚心刻苦、时刻关心祖国命运和民族前途的远大志向与高尚品格，更是让他万分崇敬，钦佩不已。 以与孙中山先生的相识、相知为起始，司徒美堂的思想深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先反清复明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逐渐为反清革命的思想所取代。为了在行动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首先在洪门致公堂内整顿组织，使各地的洪门组织逐渐带上革命色彩。在这之前，在洪门组织内，思想驳杂，参差不齐。特别是康有为等人的保皇维新思想，还占有相当的市场。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流亡到了美国，组织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他的弟子如梁启超、徐勤、欧榘甲、陈继俨等，甚至还加入了洪门组织，直接与孙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主张相对抗。后来，欧榘甲还积极鼓动致公堂的干事唐琼昌创办《大同报》于旧金山，外表上作为美洲洪门致公堂的机关报，实际上则是颂扬“天子圣明”的“保皇会”喉舌。后来，正是在司徒美堂等人的积极奔走和努力下，洪门领袖黄三德和唐琼昌终于将欧榘甲开除，并重新任命刘禺成为主笔。至此，《大同报》遂成为宣传革命的重要阵地，为配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团结美洲侨属支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安良堂成立之后，司徒美堂更是把这一华侨民间社团变成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基地。在他的亲自谋划下，安良堂一开始就公开以支持革命，反对保皇为旗帜。正因为如此，当时在美国的有些保皇派人物，甚至把安良堂的会员称之为“暴徒”，公开加以诬蔑。为了反对保皇派的诬蔑，宣传革命主张，他与安良堂内的阮万本、李圣策、陈光耀等人，时常携带武器，以防备对方的暗杀。 黄花冈起义失败后，国内的革命人士为逃避清军的追杀，聚集革命力量，曾急电在美国的孙中山，要求汇回15万美元，以解燃眉之急。可是，当时的孙中山也是两囊如洗，无款可汇，并因此而一筹莫展，寝食难安。司徒美堂得知后，遂积极奔走，决心为孙中山先生筹到这笔巨款。他原打算叫洪门兄弟自行认捐，集腋成裘。但转而一想，这样一来，由于颇费时日，一定会影响到国内的革命事业。于是，他召集堂内有关人员紧急商量，并建议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和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公堂大楼典压出去，以应急需。 他的这一建议，得到堂内各负责人的一致赞同。就这样，他们很快为孙中山筹到了7万多港币的现款，并及时汇到了国内。他晚年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当时许多人奇怪，华侨何以这么热心，平时一毛一分地节省，不在美国花费，叫美国人看了就‘生气’，名之为‘吝啬鬼’，但能于一举手间即筹得15万元，是什么原因？我想，不奇怪，其实是美国帝国主义‘教训’的必然结果。我们深知国家不强之可耻可痛，要雪耻就需先捐钱。”年，当武昌起义的消息在美国不胫而走之后，孙中山先生急于回国，其路费也是由司徒美堂等人提供的。孙中山回到国内之后，司徒美堂又发动致公堂成员致电多次，拥护他出任总统。孙中山对司徒美堂的为人和组织能力早就十分赏识，因此在就任总统之后，马上就电邀他回国任总统府监印官，他却以“我不会做官”为由，婉言辞谢了重任。在这之后，他虽然身居海外，却继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曾发动华侨社团捐资多万元，作为国民政府的费用。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就海外华侨对这场革命的贡献作了如下评价：“此次推翻封建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款，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踵相接，其坚忍勇往之忱，诚不可多得者也。”并多次盛赞“华侨为革命之母”。司徒美堂正是海外华侨中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最积极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之一。 五、身在异乡心系祖国 辛亥革命成功不久，其胜利的果实就为袁世凯所窃取。稍后，为了坐上皇帝的宝座，袁世凯竟然不惜出卖国家，以换取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进而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海外华侨一片愤懑。为了配合国内的反袁抗日运动，司徒美堂在美国各地积极奔走，发动广大爱国华侨捐钱捐物。在他的努力下，当时旧金山、波士顿和纽约的绝大部分华侨，都纷纷表示要毁家抒难。他们除将自己的积蓄一概捐出外，还要将商埠中一半的“铺底”抽出，以支持国内的反袁抗日活动。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有料想到，在袁世凯做了83天的皇帝而一命呜呼之后，接着而来的则是北洋军阀政府，其屈膝投降的外交政策，比起袁世凯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司徒美堂后来十分痛心地回忆道，当他动员广大华侨把有关钱物筹集好之后，行将汇出时，“一查中国还不曾有个抗日政府，钱寄回什么地方去？大家没有主意。不得不把钱再分回给华侨”。这件事情过后，美国的有关报纸，把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说成是“五分钟热度”。这曾深深地刺痛了司徒美堂的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 年，他回国一次。此时，距辛亥革命胜利已有9年。因此，在回国前，他曾猜想，随着时间的推移，祖国的情况应该比他离家时的情况要好一些。可是，当他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回到这块他魂牵梦绕的土地上之后，他才发现在祖国的大地上，依然是满目疮痍，军阀混战，饿殍遍野，为此，他感到十分失望。更叫他难以料想的是，当他从海关出来时，军阀兵痞们还以“检查”为名，翻箱倒柜，形同抢劫，企图在他这位“金山伯”的身上发“洋财”。政治的腐败，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暗淡，使这位少年时代就过番侨居的爱国侨领，陷入了无限的思索之中。 尽管如此，他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却始终如一，祖国的兴衰存亡也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心头。军阀内战的硝烟，隔不断他对祖国的一往深情；反对腐朽的现实政治，更加激发了他对国家和民族出路的北京治白癜风医院哪家好白癜风能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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